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
200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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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读后感
--此文转自网络
《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是North2005年所著的新书，距离他上次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已经有14个年头。当然，这只是说他这段时间没有写书。这段时间，他的paper还是频见佳作的。
第一次知道North的名字，是在考研复习的时候偶然在一论坛上见到的，而且当时比较引入注目的是有人介绍诺斯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分析的框架：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在中国是个不被人欣赏的词汇，见到有人把它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思维框架难免感觉有点奇怪。而恰好有人推荐了诺斯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这应该是我最初读的几本经济学书籍之一。读完之后，也理解了意识形态在诺斯的分析框架当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诺斯早期的思想之中，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三块：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而且，当时诺斯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新古典。而在90年代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之中，诺斯的思想已经转向了行为主义，坦白而言，我觉得当时读这本书的感觉是诺斯的言语风格有点过了。行为主义固然也是一种分析思路，但是还不足以取代新古典。在该书中，诺斯把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强调了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没有看过他的新作的英文版，只是在网上下载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幸好国内这些年也翻译了国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有些翻译的质量还不错。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诺斯的“自大”的心态有点收敛了，没有花任何笔墨去批驳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把精力主要放在严谨的逻辑思路的扩展。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制度变迁分析的明确思路，倒像是通过目前理论的新进展的介绍对未来的学科发展作出一些展望。诺斯在这本书中继续了他的行为主义的分析思路，并尝试把他的思想通过人工智能（AI）以及神经元得以证明。他和哈耶克一样，认为心智是信念的源泉。他认为人们在实际行为决策之中，并没有采取逻辑推理的方法。人们对于各种现象的识别主要是通过“模式识别”。诺斯也在书中对于基因和文化的共生演化作了介绍，从某种程度而言，诺斯的思想也有些“演化”的痕迹。
诺斯在该书中依然是强调了文化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解释了何种文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介绍了文化有时能够使人们的信念对于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也就是一种路径依赖）。从书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人们在无序的状态之下，人们情愿选择一个独裁者作为自己的首领（人们往往是厌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的无序的状态的）。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诺斯对于宗教的看法：基督教最为重要的作用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个人主义”的思想，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当中也存在个人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基督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影响在于让人们可以摆脱思想观念的束缚，不断的产生新的思维。这可能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描述有区别。
该书中除了他把一些人工智能和神经元等相关学科纳入制度经济学的行为主义分析和“路径依赖”之外，可能最为吸引我的就是他在书中所说的“人格化交易”，这主要是和交易双方之间的信任，互惠程度有关的。也许是和我近来阅读的书籍有关。在鲍尔斯的书中，在谈到“契约”的时候，就强调不完全契约是由于人们之间的不完全的信任和互惠程度所决定的，也运用了马格里布的“沉默交易”在小范围内可以实现，而再扩展到该地区之外却无法实现，这与文化，习俗等的约束因素是有关的。也许即使人们可以从对该规范的背叛中获得物质收益，但是却因为在该范围内却使自身的声誉受到损害。而在格雷夫的《制度和通往新经济的路径》中，将马格里布和日内瓦的交易进行了比较（由于读该书在读鲍尔斯的书之后，所以这时才明白马格里布的“沉默交易”与该地区的伊斯兰教信仰有关。
诺斯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是在50岁之后才充分地显示出自身的才华，不过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学习经济史的，对于诺斯和格雷夫的书籍和论文，都是不可不读的。现在已经读完了他的前四部书籍，不知道还是否还会有第五部，有点期待，当然也关注着如果有，他又会有什么新创意.
大脑记忆与制度变迁
梁捷 2008-4-2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今年88岁了，每年都还飞往世界各地去参加跨学科的学术讨论会，与很多博弈论专家、实验经济学家、计算机专家乃至物理学家、人类学家、脑科学家一同探讨。他是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现在却花费大量精力来学习和研究认知科学，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借用罗蒂的术语，我把这个现象称为诺斯的“认识论转向”。这也许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诺斯再一次勇敢地走在别人前面。
诺斯很早以前就明确地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三块基石。产权理论不用多说，它一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式，高度成熟，已被运用到许多领域；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也很发达，对国际政治理论影响深远；唯有意识形态理论少有人论及。虽然学者们公认它乃是制度的核心，却总是存而不论，悬置一旁。
意识形态如何作用到制度，大脑观念怎样转变为行动，这个过程过于复杂，经济学家们没有想明白。近年来，诺斯注意到一位名叫罗纳德·海纳的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这才慢慢提炼出问题的关键。海纳认为，因为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困难性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差距。人类在这种差距面前，必须构造一些规则去限制选择的灵活性，而这些规则就被我们称为制度。制度创新的动力就是要克服认知差距包含不确定性的努力。
也就是说，制度就是能力有限的普通人用以认识极端复杂社会的一种工具，一架梯子。梯子一头是我们的大脑，另一头是复杂社会。没有制度，两者就联系不起来。这架梯子会随着我们对社会认识的深化而改变，每一次制度创新或者改变，本质上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了一次更新，从而找到更合适的联系模式。
以政治制度为例，无论民主制还是寡头制，归根到底全是帮助我们寻求美德和良善行为的间接手段。民主制相信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认识真理和表达意见的能力，而寡头制承认少数人比多数人有更出色的能力，仅此而已。没有人能全知全能地洞穿复杂世界的一切机理，否则民主制或者寡头制就都变得毫无必要。整个世界正变得日益复杂，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个体能力与客观世界复杂性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这就是民主制度经过千百年不断冲击，却锻炼得更为强健的道理。
金观涛教授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一项研究，正好可以印证海纳的理论。金教授通过大规模的文本统计分析发现，在甲午海战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秉持“天朝”的世界观。即使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得遍体鳞伤，中国还是“天朝”，还是位居世界中心。离中国这个中心越远，文化思想就越野蛮。可是甲午一役，中国军队惨败给了东方近邻，人们的“天朝”世界观被动摇，迅速地崩溃瓦解。此后“万国”世界观取代了“天朝”世界观，即把中国和日本都看作“万国”之中的一国，相互平等，不分高低。至此，中国士大夫才真正开始虚心地引介西学，政治制度在不久以后也发生巨大的转变。
诺斯在本书中则列举了苏联解体的例子。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兴起到衰败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它背后承载的共产主义追求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苏联在解体之前，它的思想已经先一步发生了转变，二十世纪初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共识早已不复存在，人们普遍地更愿意接受开放性的市场。现有的制度结构一旦失去信念结构的支持，效率低下的弊病便会显露，制度变迁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虽然制度变迁理论用于宏观地、整体性地理解社会经济，具有很强威力。可一旦落实到微观和实践层面，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在海纳和诺斯的框架里，这种情形的原因就变得很清楚：不同人对制度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
尽管制度就是多数人一致的意见，是用于联系个人认识能力和客观世界的桥梁，可是不同人对这些桥梁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据此做出的行动决策更有千差万别。有些人很好地理解了制度的含义，积极维护；也有不少人误解制度，做出与制度诱导方向相反的决策，增加社会复杂程度。其实这种无序和混乱，正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所导致的客观现实，是每个严肃经济学家都必须面对的真实世界。
诺斯指出，有不少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就犯下这类错误。他们认定这项制度能给全社会带来更高福利。他们总觉得这是最好的观念，民众会自然地接受和支持。即便有人反对，也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项制度的好处。说服教育以后，还有谁会不支持这么好的制度？可惜那些经济学家偏偏忘记一点，正是由于大量民众在观念上不接受“自由放任主义”，在行动上抵触，使得制度起不到理想状态时的作用。这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误解和忽视，正是制度经济学家所要研究问题的重要部分，不能当作噪音简单略去。
几百年来，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外部世界，认知科学家们则研究大脑内部世界。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们，今天终于认识到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我们周围的制度和文化，承载着千万年来人类积累的知识，很多已经深深印入大脑，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判断。所谓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仅有我们背负的历史，还包括我们的大脑，大脑深层的原始记忆。人类设计出复杂的制度，制度也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其实都是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一缕投射。
注：我有此书的2个电子书，但是都不全，可以来信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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