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
巴曙松 2008-6-30
2008年以来，不断攀升的通胀压力成为宏观政策日益严峻的挑战，而市场一度十分担忧的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问题，则随着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等数据的公布而基本被排除，但经济放缓已成不争的事实。
通胀短期内难以消除
尽管通胀压力在5月份有所缓解，但通胀仍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5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7.7%，得益于季节性因素及翘尾因素的弱化带来的食品价格下降，但目前仍居于高位。而另一个指标PPI则继续攀升至8.2%，首次超过CPI涨幅，如果PPI向中下游传导，就意味着暂时缓和的CPI再次蒙上反弹的阴影。
从货币供给来看，近期外汇储备增加较快，特别是非FDI和贸易顺差部分增长较多，带来较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5月份M2增幅依旧高企，说明来自需求方面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而从成本因素来看，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国内难以控制，由上游成本推动的通胀未来仍将持续。综合这些因素，通胀将仍然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经济运行的一个特点是来自外部的冲击愈加频繁，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区域经济风险加大，国际油价的持续走高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动荡，以越南为代表的一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加剧了资本流动的风险；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速度明显加快。从今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出，尽管贸易顺差减少，但外汇储备及相应的人民币占款同比仍然增多，加剧了人们对热钱涌入的担忧。热钱的流入将进一步增加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和央行被动对冲的成本，并且孕育了短期内国际资本推动国内资产泡沫的风险和在中期内资本流动大幅度波动(甚至流出)的潜在风险。德意志银行的调查表明，大部分投机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到5.5至6之间时会见顶，届时热钱有可能开始大规模流出。
随着通胀压力因粮价的趋稳而稍稍有所减缓，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中国在下半年的通胀压力会明显减缓。但是，如果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并不能得到如此乐观的结论。相反，在全球化环境下，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胀压力仍可能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压力，这既包括国际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扬和生物能源对粮食的占用不断增大因素，也包括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在美元贬值和现实需求等综合推动下不断上扬，同样包括来自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资源价格改革的压力突出表现在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的主要话题中，从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看，能源已经替代人民币汇率成为美方对中方施加压力的重要领域之一。
美元贬值成为美国 转移自身风险的手段
本轮通胀正好处于世界经济的一个急剧的波动期，美国的过度消费和新兴国家的过度生产是经济失衡的逻辑起点，次贷危机、流动性过剩和粮价油价的大幅上扬是经济失衡的标志性事件，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弱美元战略成为该次经济重组的主导因素。全球化迅速推进所带来的高能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所带来的全球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影响，都促使我们必须要用与原来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次全球性的通胀压力及其走向。
无论是有意的“战略”还是无意的市场行为，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美国转移自身经济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美联储通过减息来防止经济衰退，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走弱，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动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供钞机”，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供应过多、流动性过剩，不断贬值的美元使得大宗商品的身价相对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通胀的形势。
各国为应付通胀所采取的紧缩政策，正是以通胀税的形式分担了美国经济的调整成本。在最近举行的八国集团(G8)财长会议上达成共识，飞涨的油价和食品价格推动的通胀已经取代次贷危机成为当前危及全球的最重大经济问题。如果说前几年美国还在指责中国存在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美元才是最大的受到深刻操纵的货币。
近期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过去十年以来，这些国家在持续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推动下，增长迅猛。这种增长给原油市场带来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能源需求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当然，目前世界上主要的能源消耗国还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对于增量能源的消耗则占据主导性地位。而石油输出国如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相应减少了对外的石油出口，油价的大幅攀升提升了替代能源的竞争力。出于能源战略安全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打通了快速上涨的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之间相互推动的渠道，影响了世界粮食的供求格局，支持粮价进一步走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在此次价格上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说，发达国家对粮食需求的变化主要集中在生物燃料引致的需求上升，那么，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食品消费总量上升及消费结构升级，便是发展中国家在需求方面最典型的变化。与前者相比，后者更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此外，不少发展中国家低价劳动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劳动力成本的重估无疑对价格上涨进一步推波助澜。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当前中国经济有很高的开放性，贸易依存度接近70%，来自外部世界的这种波动通过货币渠道和商品渠道传至国内，前者表现为中美利差倒挂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的流动性泛滥，而后者则表现为大宗商品及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增长故事中的重要角色。现阶段的价格上涨可以说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内在不均衡的集中体现，也显示出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由此看来，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多多少少暗含了一些必然的成分，是全球经济重组包括中国自身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反应。
全球化下的新选择
通胀并非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一个调整关口。在美国改变宽松货币政策和发展中国家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之前、在发展中经济出现经济大调整之前，通货膨胀仍将成为各经济体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与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高通胀时期美国主动进行经济紧缩来承担调整的成本不同，大量能源消耗较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全球对油价和粮价的承担能力出现了重新的分布，发达国家因为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等表现出更强的承担能力，最先倒下的可能是那些相对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身处其中，尽管因为雄厚的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不会在短期内呈现这样的风险，但是在面对通胀的压力方面并无二致。因此我们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进入目前的高增长和一定水平的通胀的新的组合时期，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的通胀可能仍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在把应对通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基调下，短期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然有必要坚持，包括继续使用数量政策对冲和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及窗口指导等信贷控制措施。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央行对冲并不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只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尽可能平稳的金融环境。
从中国通胀的形成因素分析，随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去年起主导作用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将成为未来的主导因素。从政策基调看，货币的大幅度对冲以及信贷的控制，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政策操作的重点，仍然是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以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和放松管制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通胀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大影响，危机爆发后日本加速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推广节能设备，从而平安度过1980年的第二轮石油危机。眼下中国面临同样的选择。
首先，生产要素价格重估仍然需要适时推进。中国许多领域存在价格管制的影子，从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到成品粮及粮食制品。最近，亚洲区的几个经济体都上调了成品油零售价格，相比之下，中国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仍然只有国际基准价格水平的一半。关键生产要素价格的正常化，将在帮助平衡经济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价格仍未放松管制的重要原因是当局对国内高企的通胀率的担忧，价格管制短期阻隔了通胀传递，延长了下游行业的蜜月期，但其对经济关系的扭曲也相当严重，由此导致的价格失效会明显延缓经济转型的过程。
其次，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外需向内需转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政策配套措施。从现实的增长动力构成看，外需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但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及美元贬值，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出口的上升空间，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作用将逐步显现出来。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人口结构、稳步上升的居民收入、劳动力价格的重估，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政策以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将共同促进消费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由外需向内需的转变。事实上，2004年以来，真实的消费品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呈现出台阶式的向上增长，目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成为宏观经济的亮点。
再次，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方面大有可为。中国是世界上政府债务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价格管制的放开也将释放一部分财政支出，这种财政强势起码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对灾后重建的支持，相对于放松货币来说，以财政的方式缓解震灾的影响效果更好，因为放松银根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扩张货币供给为损失买单，对高企的通胀形势无疑雪上加霜，而财政资金可以通过压缩其他支出保持一种平衡；二是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保障民生，平和要素价格改革带来的冲击，亦有利于开启内需；三是通过税收调节和财政补贴，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当前的路径是，人民币缓慢升值，同时推动其他要素价格改革，推动经济结构变化，再进一步促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只有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得人民币可以根据美元等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而更为灵活主动地波动，才能抑制过度投机。也许有不少批评认为，目前为止的汇率升值并没有有效抑制通胀水平的上升，这实际上恰恰说明了并不灵敏的汇率升值反而可能在保持名义汇率稳定的同时增大通胀的压力。同时，在中国的进口已经越来越多由资源和初级产品占据的趋势下，在通胀基数已经较高的情况下，更为灵活的汇率升值对于抑制通胀的效果会更为明显。经济观察,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