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三文：让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非一种身份
文：方三文 原题：《什么阻碍了农民进城》?
2001年5月，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面临关闭，这是针对此事的一篇分析。
民工子弟学校在北京的遭遇，实际上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数千万进城农民际遇的一个缩影。
进城民工子女教育权的缺失，连同其在工种选择、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另类"待遇，实际上凸显出在汹涌而至的工业化进程中，那些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然而却还没有取得城市人身份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现实困境。
这一困境，从小的方面讲，影响了众多家庭本应享有的正常生活，从大的方面说，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影响到经济的正常发展。
另类处境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说，城市对乡村、大城市对小城市的歧视，在西方、在中国都存在。
对于那些千方百计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谋生显然是其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城市对他们的谋生途径作出了不同于城市人的规定。如采取职业保留措施，对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工种做出明确界定：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
除了职业"门槛"外，不少城市更是提高了对外来进城者的身份"门槛"。
今年年初，河南某市劳动部门的官员宣布，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将逐步提高外来务工人员打工的"门槛"，"门槛"最终将设定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以及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才能在该市打工。
如果说在工作上，城市对外来打工者还只是采取了限制性的待遇，那么在医疗、保险、教育等问题上，当城市人得到一系列保障的同时，这一切对于外来打工者来说则是一种"缺席"。
典型的例子是广东某市。在该市，由于电子、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极为发达，从而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民工，成为著名的"民工城市"。然而，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从９０年代初到现在，在当地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却基本没什么增长。更重要的是，目前该市已建立了覆盖当地所有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个社会保障体系把当地最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外来劳动者排斥在外。
身份差异
另类待遇的原由是"身份差异"。而身份差异来自将人划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城乡二元结构。
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的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但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户籍对农民进城和异地就业的限制作用受到越来越强的冲击。除了农民中的精英分子通过考学、参军、招工、招干等途径，合法地进入城市并取得城市人的身份外，更多的农村人则是自发地进城务工、经商，他们依然保留了农民身份，被称为"民工"。据统计，高峰期全国的民工曾达到８０００万人。
从５０年代到现在，中国逐步建立了覆盖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食品供给、就业安置、住房福利分配、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医疗社会保障和其它的补贴、退休养老制度。由于长期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政策，城镇居民工资外的福利分配，据估算，最高曾达到工资收入的７２％。
当民工从农村来到城里时，发现这一切都和他们无缘。也就是说，一个进城的农民，和一个城市居民，即使做的是一样的工作，拿的是一样的现金工资，他们的实际收入差距也接近一倍。
壁垒失效
近两年，因为下岗工人增多，一些大中城市采取职业保留措施，清退外来工腾出就业机会给本地人，从而使人们普遍认为，进城的农民少了，民工潮有所回落。
然而，长期从事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认为，如果仅从就业份额来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但从他们实证调查的结果看，虽说城市里的就业压力重，但农民外出的冲动更强烈。赵领导的课题小组曾于春节期间在北京火车站对刚下火车的民工进行访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城里下岗的人很多，工作很难找，９０％的人都说知道。问他，那你干嘛还来，一位民工反问："我为什么不来。我不来呆在村里干嘛？"
显然，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找机会，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既然不能完全阻止农民进城，城乡壁垒的设置，起到的效果就只有一个：恶化了进城农民的处境。
"职业保留措施的制度化，显然恶化了外来劳动力立足城市的环境，使大量进城农民的就业活动转入"地下"打黑工。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都容易受到侵害。"赵树凯说。
城市边缘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不让民工的子女上城里的学校，并不能阻止民工进城，他们自己办起了学校解决孩子的就学问题，但这种学校的教学质量显然低于城市里的学校，也很可能低于民工老家的学校。
不少经济学家则是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近两年，城市市场需求不足，商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积压严重。而在农村，农民收入增长持续放慢，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０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６·４％，而农民纯收入仅增长２·１％。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有所缩小之后，近年又呈扩大之势。
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从城乡关系上去寻找答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说，二元制社会结构阻碍社会的发展，在城市表现为需求不足，在农村则是有限的土地上积聚了太多的劳动力，流动困难，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国家计委研究院的一篇文章更是将城乡二元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因素。"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陆学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出路何在
应该看到，不少地方和部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着力改变进城农民得不到更充分、更公平的保障的局面。北京市在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进行的探索，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途径无疑只有一个，那便是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改变这种身份差别，让更多的农民成为城市人。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已经决心加快城市化进程。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城镇居民与农民的重要区别在于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粮食。２００１年３月，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起取消《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城镇居民户口在全国范围内迁移，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不再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在市场上，进城的民工和城镇居民可以以一样的价格买到一样的粮食。
与此同时，近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抛下农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陆学艺认为。
从粮油关系的废止上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方向并不是由政府来批准民工购买粮食，而是把粮食由政府配给改为市场供应。粮油关系的废止只是改革的一步。从近年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看，最终的取向都是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化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原有的按户籍、甚至按单位的利益分配格局，让进城的农民能够跟城市居民在各个领域公平竞争。
而在不少学者看来，城市化还不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最重要的一步。最本质的一点的是要改革户籍制度，给所有公民以迁徙的自由。这样才可能消除城市人和进城农民在身份上的根本差别，一个机会均等的、拥有覆盖所有公民的保障体系的社会才能最终实现。
这些改革显然会面临相当的阻力，"户籍后面是一个利益问题和权利问题。如果权利和利益问题解决了，户籍制度就不会是个大问题。"赵树凯说。
实际上，理顺城乡关系绝对不是一改户籍制度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户籍制度维系的是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对它改革其实是对城乡利益关系的根本性调整。
改革就意味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从长远看，城乡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所有人的利益，但任何暂时的利益损失都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强大阻力。
但是，不管是出于"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理想，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改革都必须进行下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体改办主任吴明晖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制定户籍法取代现有的户籍制度。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户籍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从法律上肯定公民迁徙的自由。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有在中国境内迁移、落户的自由，一旦在一个地方落户，就可以享受一个公民所有的合法权利：居住的房屋，就业的保障，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参加政治社会生活的权利。这是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目标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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